



1901年,一位名不見經傳的普通華工,以“丁龍,一個中國人”的落款向位于美國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(以下簡稱“哥大”)捐贈1.2萬美元。丁龍的捐款推動創設了美國最早的漢學教席之一,意在聘請精通漢學的杰出學者到哥大開展研究教學,傳播中國文化。丁龍漢學教席的設立,也成為哥大東亞語言與文化系(以下簡稱“東亞系”)的發端。
1.2萬美元,足以支撐一名華工在美國生活30余年。這位捐贈者的中文姓名不為人所知,只留下“丁龍”(Dean Lung)的音譯。當時的中國境內,八國聯軍的鐵蹄剛踏過紫禁城的漢白玉階,大洋彼岸的《排華法案》在美國施行多年……丁龍到底是誰?他何以能在山河破碎、同胞蒙羞的至暗時刻,推動中國文化在西方傳播?
初 探
百余年來,關于丁龍的探尋從未止步。1902年,德裔美籍漢學家夏德被聘為首任丁龍漢學教席,丁龍的善舉即在美國引發持續關注;20世紀中葉,壽景偉、蔣夢麟、錢穆等文化界人士陸續用文字傳播丁龍的故事;進入21世紀,保羅·安德爾夫婦、王海龍等中外學者深耕史料考辨,力求拼合其生平圖景。
20多年前,哥大東亞系教授保羅·安德爾和妻子米婭被這段歷史深深吸引。他們挖掘出一批一手史料,基本構建起丁龍形象及其在美30余年生活軌跡:丁龍生于1857年,約1874年前往美國謀生,1890年前后成為美國企業家卡朋蒂埃隨從,并以“伙伴”身份登記在1900年卡朋蒂埃戶內人口普查中。1905年6月,丁龍歸國,此后音訊成謎。
2016年起,在紀錄片《尋找失蹤103年的“丁龍”》(拍攝于2009年)啟發下,我邀約幾位學者,在中美兩國史料之間接力探尋丁龍的線索。很快,我們發現重要信息:卡朋蒂埃曾向廣州嶺南大學捐贈,并在信中提到自己的廣東臺山籍廚師“馬吉姆(Ma Jim)”。鑒于當時國人往往與同鄉同族一起出洋,我們推斷丁龍很可能也是廣東華僑。
這一發現令我心潮涌動。當時我正在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的公益慈善研究團隊工作,尤為關注中國本土公益概念的生發及其在嶺南地區的實踐。彼時初興的“公益”,更多指向國家和民族整體利益的振興,具體實踐體現在多個維度:推動政治革新,著力民智啟迪,從列強手中收回鐵路、礦業等重要利權。丁龍所處的年代恰是中國慈善事業邁向現代化之時,即公益實踐不再局限宗族、鄉里或同業之間,開始關注國家公共福祉,面向更廣泛的人群。
丁龍于異國捐贈教席之舉鮮明區別于僑胞捐資宗族義莊、修葺鄉塾的鄉土情懷。捐款信中“一個中國人”的自署如黃鐘撞破晨霧,鏗鏘激蕩著國家和民族意識。這看似個體的義舉與宏大的國家慈善事業轉型同頻共振。當青年志士在國內用宣講會、戲曲改良、識字運動等方式推動啟蒙,令民眾逐漸洞見天下大勢時,丁龍捐贈漢學教席的公益實踐,恰如這場啟迪民智運動的跨洋回響。
丁龍漢學教席不僅開美國高校系統性漢學研究之先河,更因隨后卡朋蒂埃的追加捐贈與來自清政府的典籍饋贈,為哥大東亞圖書館奠定百余萬冊藏書的根基。哥大東亞系由此織就貫通古典與當代的研究脈絡,令西方社會走進中華文明的無窮景深。
百余年間,哥大東亞系逐漸發展為美國漢學研究重鎮,涌現大批漢學專家,不斷吸引中國學者前去深造、訪問或任教。丁龍漢學教席設立至今,共有6人先后獲聘,如今它已更名為丁龍中國研究教席,仍是該系深具榮譽的學術職位之一。
浮 現
在很長一段時間里,關于丁龍本人的史料研究未有太多進展。我們決定轉換角度,將閱讀方向從晚清慈善的轉型理論拓展至海外華僑華人的生活日常。在《遇見黃東:18—19世紀珠江口的小人物與大世界》一書中,我讀到這樣一句話:“小人物如何能在歷史上登臺亮相呢?也許得先有大人物提攜,或至少得與一些不大不小的人物相關。”
卡朋蒂埃的面容電光石火般躍入腦海。他是一名成功的企業家,也是哥大校董之一,晚年曾為猶太人爭取哥大校董席位,并推動哥大法學院招收女性學生,尤其令人動容的是他與丁龍之間超越國別與階層的深厚情誼:
在卡朋蒂埃心中,丁龍是“伙伴”而非一般“仆役”;在支持設立丁龍漢學教席的信中,卡朋蒂埃以當時鮮見的理性寫下“與中國成為密鄰的命運即將清晰可辨”,而太平洋也將因之而“在更為廣闊的意義上成為一個中美之海”;在丁龍善款捐出后,卡朋蒂埃堅持將漢學教席冠以丁龍之名,并在排華浪潮中多次對丁龍漢學教席追加捐贈,總額超過20萬美元,同時向校方強調“不必提及我的名字”……
伴隨研究不斷深入,我們發現,卡朋蒂埃對中國人的好感與關切已從丁龍擴展至旅美華人群體:1906年,時任哥大校長尼古拉斯·布特致信卡朋蒂埃,專門告知加利福尼亞州地震中華人的具體狀況,足見其深諳卡朋蒂埃對華人的特別掛懷。
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顧維鈞曾在回憶錄中提及,布特曾對中國文化的包容性表達肯定。在卡朋蒂埃的社交圈里,知華友華者遠非布特一人:接收丁龍捐款的前任哥大校長賽斯·洛、中央太平洋鐵路“四巨頭”之一的查爾斯·克羅克也曾與華人深度交往,被他們在鐵路工地、商棧碼頭的勤勉忠厚所折服。這份由衷欽佩,不僅與卡朋蒂埃對丁龍“正直溫和、恪盡職守”的品性觀察契合,更與啟蒙時代西方對“道德中國”的想象共振,在少數清醒的有識之士間形成難能可貴的積極中國觀。當《排華法案》令污名化華人的聲浪席卷北美,正是這份沉淀的文化共鳴,為丁龍的善舉鋪就一方抵制偏見的土壤。
回 響
2020年初,同樣關注丁龍多年的南非華僑陳家基輾轉與我聯系,希望從“馬吉姆”的故鄉臺山入手,共同尋找丁龍。我想到旅美華僑伍盤照是臺山人,他在美國創辦的中文日報《中西日報》頗有影響力,曾將“Dean Lung”譯為“進隆”,便提議以“馬進隆”或“馬隆進”大膽一試。
驚喜隨之而來。2020年4月,陳家基在臺山找到一位名為馬萬昌、別名進隆的晚清華僑。更令人振奮的是,馬萬昌后人珍藏著兩封卡朋蒂埃的親筆信。在一封1907年寄出的信件中,卡朋蒂埃提到自己在晚年定居的小鎮高爾威修建了一條道路,并以丁龍命名。信中以“親愛的丁龍”相稱,真摯的思念和問候跨越浩渺的太平洋,抵達友人案頭:“3英里的丁龍路是公認的全縣最好的路,希望你能再來看看它……盡量再來看我一次吧。”
至此,丁龍的真實身份撥云見日。我們得以完整勾勒丁龍的人生軌跡,尤其是他歸國后積極入股,支持家鄉“不招洋股、不借洋款、不用洋工”的新寧鐵路建設之舉,既與卡朋蒂埃投資美國鐵路遙相呼應,也踐行了彼時中國“公益”的要義之一:挽回鐵路利權。
此刻,丁龍的愛國心志與卡朋蒂埃的文明理念已難分畛域。兩種文明及其公益精神的內核在互鑒中完成了雙向滋養,亦彼此成就,這何嘗不是一條精神上的“丁龍之路”?它既鋪就了近代中美民間對話的實踐道路,更以跨越時空的力量連接當下與未來。
2025年11月,由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主辦的研討會“亞洲慈善峰會:當今世界公益的機遇與挑戰”在印第安納波利斯市舉行。前往參會的中國代表團專程參訪哥大東亞系,追溯丁龍公益史跡,用學術溯源的方式加強人文交流,讓這場跨越世紀的文明對話產生新的回響。
(作者為上海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)